http://news.21cn.com/luntan/retie/2008/05/03/4672256_3.shtml

  　在共同的爱国情绪中人们也出现了分歧，分歧背后代表的是不同的价值观

 　“就算做剩女，也坚决不嫁给‘精英’！连国都不爱，能对自己的老婆好吗？”一位网友在凯迪网的“猫眼看人”论坛上留下了这样的帖子。得到的回复是“一看就是愤青装女生，我们还不要你呢。”

　　精英们的困扰则是每天被骂为汉奸，上述论坛中还有一个帖子，题目干脆就叫“今天你做汉奸了吗？”

　　这并不是谈情说爱和调侃说笑，而是面对最近一些新闻时，两种不同情绪的交锋，情绪掩盖着的，则是中国青年的“主义之争”。

　　凯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论坛，在这里，弥漫着两种世界观的争斗，这个观点，在中华网批评长平的专栏文章之后，越演越烈。两大阵营就是传说中的“精 英”和“愤青”。在长平的专栏文章发表之后，这里的“精英”受到了“愤青”的猛攻。有人认为这些人多数来自于“愤青”力量强大的“中华网论坛”。双方在几 乎每一个帖子里开战。

　　在胡戈的恶搞短片《007大战猪肉王子》中，一个报信的小兵曾经对“国王”说：“天涯、凯迪被精英攻占。”这里的精英和前面“剩女”坚决不嫁的精英，是同一个阵营。

　　“精英”，又被不了解的人称作“小资”，被愤青称作“右派”、“右愤”，有时也侮辱性地写成“右粪”，“汉奸”，“卖国贼”。“愤青”认为“精 英”喜欢美国，“认同自由主义观点，迷恋西方民主”。“精英”一般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。精英喜欢的网站包括天涯、凯迪、万科，在那里他们喜欢批评腐败 和政府的一些失职行为。

　　“愤青”的全称是“愤怒青年”，被“精英”称作“左愤”、“FQ”、“民族主义者”，有时候用贬低的称呼为“爱国贼”，“粪青”和“FQ”。精 英们认为，愤青喜欢朝鲜，迷恋秩序和民族主义。愤青支持抵制日(法、美)货，认为应该扶植国货。喜欢的网站是铁血社区、中华网、乌有之乡等，愤青一般喜欢 提抵抗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。

　　愤青人数多于“精英”，思想来源比较复杂，有喜欢计划经济时代的“老左”和强调社会公平、吸取了一部分自由主义元素的“新左”，但“愤青”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，却是双方阵营都可以接受的。

　　对于有些不了解两个阵营，岁数比较大的人来说，往往认为两派都属于不满现状的人，都指为“愤青”，其实两边的人对这样的划分方式都不满意。

　　“左、右”两种世界观

　　在西方政治里，左和右有着自己固定的含义，来自于法国大革命，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。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曾经在和北大一位网友的聊天中详尽而简明 地解释了“左”和“右”：法国大革命时讨论国王的命运，主席左手边的一批人支持处死国王，右手边的一批人支持宽恕国王。这种区别就是“左派”“右派”的开 始。

　　很快这种划分与初始含义不再一样。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，强调建设福利国家，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；右派强调自由，反对过高福利，支持竞争，反对国家干预，强调建立“弱”政府，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。

　　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。左派更偏重平等，右派更偏重自由。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，均持有同样的共识。

　　把左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的就是极左和极右。极左当权的时候，国家机器非常强大，为了追求一种表面的平等而剥夺了人们自我发展的自由。极左时代唯 一的平等就是人人“都有特权”。在姜昆的经典相声《如此照相》当中，就讽刺“四人帮”当权的极左时期，一个照相馆有合理虐待顾客的权力，让人背老三篇、照 统一表情的革命照。

　　极右制度则忽视社会福利，任由一个国家最穷苦的人去“自由竞争”和“自生自灭”。社会就变成了只强调自由和竞争的水泥丛林。

　　西方政党中的左翼一般善于搞社会福利，而右翼则适合搞经济发展。在美国，共和党是右翼政党，代表人物是里根，里根的幕后参谋是弗里德曼(经济学 家，不是写《世界是平的》的那一位)，弗里德曼著有《自由选择》，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。而民主党则是一个依靠草根、强调福利和平等的政党，同时也更 强调公民责任，代表人物如肯尼迪。肯尼迪说：“不要问这个国家为你做了什么，问问你对这个国家做了什么。”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告诉我们，一定 要团结，美国人也有爱国主义。而在右派共和党耳中就很刺耳，他们认为这种言论可能会对美国的文化核心——个人主义造成伤害。

　　有人曾经用一句话评价左右两翼的好处：右派善于挣钱，左派善于分钱。左右两派交替上台，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向左走，向右走

　　根据这种政治学上的经典划分，“愤青”应该属于左派，而“精英”则应该属于右派，遗憾的是双方并不承认对方是可以和自己对等对话的。

　　精英们往往有比较高的学历，收入也不错，而愤青们则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批人，收入水平一般，在网络上双方往往互相展开攻击。精英认为愤青是极左的沉渣泛起，而愤青则认为精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安插的极右势力。

　　这种攻击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博客上往往可以看到，茅于轼的博客经常受到一些“爱国青年”的问候，多数人往往并没有读懂文章就已经爆出粗口。茅 于轼有一次专门总结了一下那些骂人的话，写下了《分析网上骂人》。其中他认真地发现，最多的攻击包括以下几句：“你去死好了！”“让阎王老子折磨你！” “你是你妈生的吗？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？”“去吃大便！”“一条老狗！”

　　茅于轼对此的评价是：“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。??‘文革’时的唯我独左、唯我正确的遗风远远没有肃清。所以才有这种骂人的习惯。”

　　韩寒在写了《爱国，更爱面子》之后也遭到了“爱国青年”的辱骂，他说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爱国者的嘴都很脏。”爱国青年往往用激愤的话开头“如果 外国人打你耳光了??如果你妈妈被外国人强奸了??”韩寒用太极拳一一拆解：“外国人没打我耳光。我妈没被外国人强奸??现代奥运会是法国人顾拜旦发起 的，你们连奥运会一起抵制了吧。”

　　与“精英”认为“愤青”语言暴力无法沟通相似，“愤青”则认为对祖国的爱和中国人的团结是一个底线，如果“精英”不能对抵制家乐福一类的运动和 参加运动的全部青年都保持一种敬意(哪怕只是口头上的)，女性“愤青”宁愿做“剩女”也不会嫁精英，“愤青”绝对无法与“精英”沟通。

　　伪问题造成的裂痕

　　在秦晖的文章《论左右》中提到，“(中国知识分子)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，开始进行‘伪问题’的探讨。其实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，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。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。”

　　在西方国家，左派一般监督政府无视公平的一面，而右派则长于督促政府保护社会中的“能人”，让他们的效率能够充分发挥出来。左派愿意帮政府多争 取一些权，也希望政府担当更多，而右派则希望政府能够少犯一些错，把自己的权力范围收缩一点，最好成立一个“守夜人”的服务，只为社会提供安全。

　　在西方，给左派、右派投票甚至于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只是每个公民的个人选择，人们往往有不同的朋友圈子——一起打球的 ，一起喝酒的，一起钓鱼的，一起谈论政治的。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多数不会影响朋友之间友谊。

　　遗憾的是多数中国人在今天还没有办法如此豁达：即使是知识分子，左右两派往往也无法达成谅解，在媒体上时常可以看见非常激烈的“与某某先生商榷”，文革式的语言和“居心何在”的推测屡见不鲜。

　　多数普通人还喜欢把自己对于时局的观点强加给朋友，于是就出现了“不抵制不是中国人”“不抵制就是汉奸”等非理性的观点。一位在美国读博士的 28岁中国女生就遭遇到这样的情况：她的两位同校的中国师兄强迫她：“在MSN名字上加上红心中国，不然大家就谁也不认识谁。”她反感地拒绝之后，两个男 生狠狠地骂道：“汉奸！”

　　“护火行动”井然有序

　　此后中国民众的情绪爆发，便要数今年的“护火行动”，与以前若干次民意爆发相比，这一次的行动中，更能显示出年轻一代的心态。而与过往的历次民 意爆发相比，这一次的奥运护火行动，民间的自发组织显得井然有序，而且符合国际惯例，比起以往，已然显得经验丰富了许多。80后以及90后的登场，显示9 年前参与游行的那一批人已经渐渐老去，“激情不再。”

　　-本刊记者/祝翠霞

　　爱国情绪不应妨碍我们对如何爱国做出清醒的判断

　　MSN上的红心少了，愤怒不能持久，激情也不能持久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随时随地准备迎接下一次情绪高峰的到来。

　　这种爱国情绪的激烈迸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过多次，“银河号”事件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、中美撞机事件，中日摩擦中的钓鱼岛问题、历史问题，都会激起我们的强烈反应。

　　对经历过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，任何外界的伤害，都有可能重新揭开过去的伤疤。列强侵略的阴影挥之不去。

　　我们不能忍受指责，更不能忍受无端指责，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有阴谋的蓄意指责。而每一次的摩擦和冲突都有可能被解读为西方的阴谋，意在搞垮中国。

　　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落后而任人欺侮的中国，但自信心的恢复加上尚没有完全褪去的自卑，使得人们的民族情绪极易膨胀——自卑容易受伤，自大又容易排外。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的传统文化还让我们对外界的不友好极度敏感。

　　民族情绪给了我们巨大的凝聚力，但是这种情绪逐渐在某些人中间演变为一种狂热。一些反对抵制家乐福或者有其他不同看法的人成了他们眼里的“汉奸”和“卖国贼”。无法响应这种狂热情绪的人统统处于道德劣势。

　　如果说西方一些媒体对西藏的报道充满偏见的话，这种偏见也许早该预料到。由于所秉持的价值观不同，他们宁愿相信藏独人士提供的“事实”，而不愿 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真相。这种偏见再加上一些西方人一直以来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——中国将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然而又信奉不同价值的国家，这种不友好还会加 深。

　　但是难道我们会因为偏见的存在就采取对抗甚至排外的态度吗？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是在改变自己，学习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优点发展自己，融入国际社会。申办奥运会就是中国为此所做的努力之一。排外只能背离初衷。

　　“亲密无间的友好”或“处心积虑地反华”，我们早该放弃这种自己想象的西方对中国的态度。任何一个成熟的人都不会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设想成两种极端。

　　对待偏见，除了抗议，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做好自己。中国将实现自己的现代化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，而不是按照西方一些国家所希望的模式，因此摩擦和冲突也在所难免。但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，中国人喜欢用结果来说明一切。

　　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担忧，早有人表达过。仇恨只会导致仇恨，把西方一些媒体、一些人的言行算在整个西方的头上，从而逢“外”必反，只能令那些对 中国持温和和理解态度的人士在他们的社会边缘化，而让那些所谓的鹰派人物更有理由把中国视作威胁。这种互相刺激最后会成为恶性循环。而不可控的情绪又很容 易被政治投机者所利用。

　　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民间学者都曾多次呼吁，国民应尽早克服“弱国心态”、“受害者心理”。外交家吴建民就曾提到这种弱国心态的表现，“对人家的评 论非常介意。人家讲好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到处炫耀??对人家的批评，或讲得不太好的话就反感，马上要解释，说这家伙反华。其实反华的人是有，彻头彻尾、彻里 彻外反华的人毕竟是少数。”

　　极端民族主义还会让一些务实派成为“卖国贼”，一个多世纪前的李鸿章就是这样成为“卖国贼”的，这位当时最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，基于对清帝国积弱现实的认识，采取的务实的言行却让他很长时间内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负面人物。

　　已经有人担心西藏事件会让中国和西方面临双输的局面，西方的不友好会让中国走向自闭和仇外，而一个封闭和排外的中国显然不利于西方。虽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经历了太多曲折，不至于在遇到一些挫折之后就走回头路，但多一些警醒之心仍是必要的。

　　我们无法让世界按我们希望的运行，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随时面对外界的指责和批评，也许这些指责和批评还相当蛮横和无理，在必要的还击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有一颗包容大度的心。

　　胡适说：“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，最浅的是排外；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；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。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，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。”事实说明，胡适的判断在今天仍然相当准确。

　　“我们国家最大的敌人不是家乐福，也不是CNN，而是一切阻碍我们国家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种种顽疾。”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也许可以首先摒弃在爱国口号遮掩下的谩骂，比起这种无聊举动来，我们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要做。

　　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，只有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是不够的，国民还要有大国心态。而大国心态的养成首先需要国民拥有越来越多的理性。

　　在《新世纪周刊》联合新浪网所做的国民情绪调查里，人们除了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、一些人抵制北京奥运不满外，还有一些更切实的事让他们关心， 比如物价上涨、股市涨跌、过高的房价，甚至包括健康。所以，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还很多，我们需要用更大的精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

　　当地时间11月11日,彼得·德鲁克（PeterDrucker）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在洛杉矶郊区的家里，95岁高龄的他走得很安详。在他的身边，有一起生活了68年的结发妻子窦瑞斯，还有他的4个孩子和6个孙子。

　　51年前，当彼得·德鲁克出版《管理实践》之后，现代管理理论才开始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。也正因为此，他是管理学界公认的“现代管理之父”，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　　从21岁做记者开始，彼得·德鲁克作为记者、作家、顾问和教师的职业生涯已经跨越了75年，比很多人的一生还要长。他一生笔耕不辍，撰写了约40本学术著作，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。明年1月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将付诸印刷。

　　“大师中的大师”

　　在彼得·德鲁克所有的美誉中，其炫目的称号无疑是“大师中的大师”，那些被称之为“管理大师”的人都对他推崇备至。这份“管理大师”的名单同样令人炫目，包括《第五项修炼》的作者彼得·圣吉、“现代营销学之父”菲利浦·科特勒、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·格鲁夫、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、GE前CEO杰克·韦尔奇等。

　　昨天，正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演讲的彼得·圣吉听到德鲁克去世的消息后，满脸的惊讶和震惊。他回忆起六年前德鲁克90岁生日时和德鲁克见面的情景，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说：“他的睿智和知识渊博在当前的管理学者中无人能及，他是一个非常谦虚和蔼的人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。”

　　“他曾经做过记者，加上他具有欧洲的学术背景，这一切都使得他的视野非常开阔，对事情的看法也颇具洞察力，这一点在当前越来越细分的管理学术中尤显珍贵。”彼得·圣吉说。

　　德鲁克无疑是这一领域最关键的人物，他第一次提出：勤勉和负责任的员工是企业成功的关键；开辟市场和革新对企业来说，比财务状况要优先考虑。他还要求企业管理者要善待和尊重员工。

　　“他对美国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，”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米尔斯（D.QuinnMills）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采访时说，“企业如何架构，企业高层对他们管理者角色的思考，这些都是从德鲁克而来。”

　　米尔斯也在德鲁克90岁的生日聚会上见过他。“那时候，他已经非常虚弱，很多时间是在轮椅上。”米尔斯说。

　　GE的前任CEO杰克·韦尔奇承认，德鲁克的一个有力提问帮助他理解怎样去重新架构通用帝国，也将他塑造成为美国最知名的管理者。

　　“德鲁克对我说，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，你会现在加入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要做些什么。”韦尔奇在上周五晚上回忆说，“很简单，是吗？但是难以置信地有力量。”

　　德鲁克的主要兴趣在于怎样成功地管理一个制造业、运输或者零售业的企业。除了如何管理员工，德鲁克认为对于企业，最重要的就是顾客，企业最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作为一个组织，而是顾客，这是所有企业和组织的基石。

　　“他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好。”米尔斯说，“他非常善于确认首要和原则的东西，对企业要有顾客的定义也是开一代风气先河。‘如果你没有顾客，你就没有企业’，这是德鲁克说的。”

　　西方媒体对彼得·德鲁克也是推崇备至，其中以《哈佛商业评论》最具代表性：“只要一提到彼得·德鲁克的名字,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。”

　　“旁观者的历险”

　　在他85岁那年，彼得·德鲁克出版了一本回忆录，书名就是《旁观者的历险》。他认为，他一生从事过的职业，包括记者、作家、顾问和教授的身份都是“旁观者”，“旁观者主动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，管理者也是如此。”

　　1909年，德鲁克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，祖籍为荷兰人，其家族在17世纪时从事书籍出版工作（“德鲁克”的荷兰语原意就是“印刷者”）。

　　德鲁克高中毕业之后便去英国的商行做实习生，并于1929年后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。他一边半工半读，并于193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。1933年，因文章遭到纳粹德国查禁，德鲁克离开德国到英国伦敦，1937年又移居美国。

　　1939年，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《工业人的末日》，在书中他深入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荒谬性。1940年，法国沦陷后，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把该书列为英国军官学校的必读书，并在《泰晤士报》上撰文高度评价德鲁克的见解。

　　德鲁克曾在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任教20多年，并从1971年起在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。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，他还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，并坚持写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　　米尔斯教授评价说：“他总是从欧洲和美国的背景来审视商务和管理。当他谈论和写作管理的时候，他心中既有欧洲也有美国，从这个角度讲，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。”

　　德鲁克后来对亚洲的发展开始感兴趣。他预测到上个世纪70年代会出现大的通货膨胀，日本制造业将会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。

　　“从任何角度上来说，他不是只在思考美国的企业。”米尔斯说。

　　“我很想再去中国看看”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德鲁克的著作来到中国，恰好被当时的张瑞敏看到了。一开始他本来以为国外的管理学者的学说不适合中国，但看了德鲁克的著作之后便立即被吸引住了。他开始成了一个“德鲁克迷”，到处收集德鲁克的著作，并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运用到海尔的公司管理中。

　　张瑞敏非常喜欢德鲁克的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》，并为该书的中文版作序。在序言中他这样说道：“看他的书是一种享受，因为常常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。这本书我更是爱不释手，不知读了多少遍，常读常新。尤其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和全球化竞争的困惑时，总能从他的书中获得新的启示。”

　　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是彼得·德鲁克的学生，他把德鲁克的中文著作陆续地引进到中国来。“很多管理学家，要么在学术圈里得到认同，而在企业实践者中没有市场；要么在企业实践界有影响，但是学术界却认为其故弄玄虚。但德鲁克先生是不同的，他的影响是跨越时空、地域和界限的。”

　　德鲁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很关注，他曾对赵曙明说：“80年代我曾经到过中国，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功应该也有很多特有的东西值得总结。我很想再去中国看一看，但现在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”

　　德鲁克曾讲过一个寓言，用这个寓言来形容他的一生也许正合适。公元前440年，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被委任雕刻一座雕像。当菲迪亚斯完成雕像，雅典市的会计官却拒绝了对他的支薪。拒绝理由是他把雕像的后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美丽，“没有人能看到这座雕像的背面！”

　　菲迪亚斯当时反驳说：“你错了！上帝会看见的！”